| 2007-2-5 16: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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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4日。邛海边，农苑。
一群人，一群年过半百，两鬓霜染的老人，40年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聚集在这个“农家乐”里，有的挺直着腰杆，有的佝偻着脊背，有的发出爽朗的笑声，有的默然坐在那里，偶尔，发出幽幽的一声叹息。
在这里，他们不是要办群众夜校，不是要看哪个人挨批斗，也不是要去搞大生产。他们只想用心灵去重温那一段斑驳的岁月，用记忆之手去触摸那一桩桩湿漉漉的往事……
上山下乡头三天
1964年夏，王绍诚与其他“知识青年”一样，先是听报告，分组讨论，学习毛主席著作《青年运动的方向》和有关文件精神，接着在工作组强制性的灌输，不厌其烦地“动员”，大张旗鼓的宣讲之后，会同另外304名青年“知识分子”走向农村，去那个广阔的天地里施展“作为”。
9月5日清晨，当时的西昌县城关镇政府给下乡知青们安排了一顿丰盛的饯行早餐。面对从未见识过的蒸、炖、炒、烧样样俱全、份量充足的“九大碗”，他和其他男女生们一样自感前途渺茫，心烦意乱。
镇领导在上面热情致辞，他们在下面黯然伤神。但终抵不过美味的诱惑，随着大个子杜洪一声高喊：“妈哟！做鬼都要做饱死鬼哦，干啊！”大家开始狼吞虎咽，转瞬间将“九大碗”扫荡一空。
匆匆饭后，铁哨子吹响，集合，点名，逐一颁发纪念章，然后列队来到顺城街人民大礼堂门口。家长和亲友们早已里三层外三层等候在那里。“知青”们和亲属们彼此掂足引颈，寻找两眼通红的亲人。
当他们乘坐的解放牌大货车一发动，车上车下顿时爆发出一片哭号之声，十分悲壮。王绍诚坐在车厢内的行李上，紧紧咬着嘴唇，右手死命地掐着大腿，极力控制着自己。泪雨迷蒙中，他看到父亲颀长的身影立在大礼堂街沿的石阶上，铁青着脸，在向他挥手。母亲则跟着汽车踉踉跄跄，边跑边哭！这情景同高音喇叭中正在播放的雄壮激越的革命歌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夹道“欢”送的人群在鼓锣声中、在翻飞的红旗下慢慢变成了密密麻麻的一团小黑点。
汽车在黄土公路上颠簸。带队干部引导他们齐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唱着唱着，原本有气无力，拖腔走调的歌声因女生们的伤感而泣戛然而止。
下午不知何时，他们终于到达河西。简短而热闹的欢迎仪式上，公社党委王书记致了欢迎词，并强调了一翻诸如“农村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剥削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少年的斗争非常激烈”，“城镇知识青年要警惕‘筷子头上的阶级斗争’；知识青年要虚心拜贫下中农为师，投身到火热的‘三大革命’运动中去……”等等革命口号。末了还笑着勉励知青们“不仅要生根、发芽，还要开花、结果……”随后，知青们分别由队干部领回事先分配好的生产队。
王绍诚同郭念云等8人分到了马槽沟生产队，生产队专门为他们修建了干打垒新房。进入小院，堂屋门上的一幅红联很抢眼，上联：“下乡上山恐后争先”；下联：“反修防修立志务农”；横批：“革命到底”。
一进屋，农民长辈们争着给他们铺床叠被，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在欢快的气氛中陪他们吃了团圆饭，喝了接风酒。这时候，王绍诚心中暖融融的。
第二天一早，生产队郑队长、贫下中农协会李主席带领王绍诚他们在村子里四处转了转，介绍了全队“阶级阵线”情况，指认了地主、富农家的住所，并告诫他们要多加警惕。在田间地头老坟前晃悠了一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身居山乡了，惟有面对现实。于是，次日清晨，随着队长的出工哨子一声响，几人便心急火燎地提起镰刀“恐后争先”下田割谷，“反修防修”去了。
回想刚下乡时那种极端的不情愿，王绍诚感慨万千：有血有泪，但正是那一段如火如荼的岁月真正锻造了我们坚强的意志啊！老百姓多好！
蔡应律的小插曲和爱情
那时候，蔡应律在西昌河西公社插队。
蔡应律是一个“固执”的人，一个“胆大”的人。
开社员会是大事。刚到河西没几天，蔡应律就和其他几名知青一起参加了一次社员会。
公社党委王书记的讲话头头是道。蔡应律最初还准备拿本子记下来，但是后来便感到不对头，热血沸腾起来。因为王书记把讲话重点转向了宋老闷，说宋老闷“不日毛”，简直是“火柴头修磨子到一方黑一方”等等。蔡应律觉得王书记这样不对，觉得他是在诋毁贫下中农，因为全生产队最穷、最可怜的人就是宋老闷，总之宋老闷便是贫下中农的代表，是党在农村中的依靠对象。于是，待王书记稍有停顿，蔡应律便发起“瘪言”来，指出王书记的“错误”：“怎么能把贫下中农说成是‘火柴头修磨子到一方黑一方’呢？”
发生这样的事，全在于当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
那天晚上，宋老闷蜷曲在会场一角发着高烧。后来蔡应律听说生产队会计的老妈当晚曾带着剪刀来到会场，火候到时“要吃宋老闷的肉”的……
在打谷子的大忙季节，守场坝防止各家散放出来的猪鸡鸭鹅是大事，因为刚抢上坎的谷子堆在没有围墙的场坝上。蔡应律也去守，因为知青能做到铁面无情。
一天，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来了。蔡应律一根扁担扔过去，当场打死两只小鸡。原本只想把鸡吓跑算了，没想到发生这样的后果，虽说为了集体利益有那么点“凛然正气”，但将两只热乎乎带着血迹的小鸡尸体拿在手上，还是令他心颤。死了小鸡的户主自知理亏，当然不吭气。蔡应律真心实意要赔给小鸡主人李光翠钱，她却坚持不收。
蔡应律之所以被选中下乡当“知青”，是因为在校时是文工团员，喜欢吹拉弹唱，平时习画写文章，对活跃农村生活有用。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上高二时，与一个叫刘代茂的同学组织了“友谊社”（一个文学社）。这一玩火举动带来的结果是：批斗、剥夺上大学的权利，外加“留校查看”和“严重警告”的处分，在学期通知书上被称为“反革命”。
因为这个，蔡应律成了下乡“知青”中的重点一对一帮助对象，而后来成了他妻子的俞秉秀“受命”帮助他。
俞秉秀当时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没能上成大学，后来受成都“知青”的影响申请下乡。她在帮助蔡应律的时候，逐渐发现蔡应律并不“坏”：蔡应律既写诗，又拉二胡，还作画，善良而有正义感；不是“反动派”，而是才子。
天长日久，情愫暗生，便帮蔡应律补补衣服，缝缝裤子，还帮助他入了团。
当时的爱情主要是搞“地下活动”。蔡应律说，他们结婚之前相爱6年未曾牵过手，不过虽然近在咫尺，也常有“情书”来往，意思却在于互相切磋文字。
那个时候，他们居住的小院附近田边有株金银花。俞秉秀每天摘下一朵，“偷藏摸藏”地放在蔡应律的枕边。后来她对蔡应律说：“金银花都是一根花蒂两朵小花，不分开的。”
他们常常在月牙儿的银光下，在微风拂面的夜晚，两人坐在树林边，谈的却是《毛主席语录》和如何搞好生产……
29.5斤大米，两只鹅，自己做了一张书桌，生产队帮忙做了一间床，一群人围在地上把能吃的那点东西吃光，然后大家在屋子里“吼”了一晚上的“革命歌曲”，蔡应律和俞秉秀的婚礼就算完成。
于现今社会的“速食”爱情来讲，这样的爱情当然更经得起考验。因此，蔡应律和夫人虽然风风雨雨几十年，却是从来也没说过一句红脸话的。
向玲玲重圆大学梦
1973年，邓小平复出的消息让向玲玲非常高兴，这等于又给了她一次圆大学梦的机会。
她利用晚上时间抓紧复习。考试不错，数学考满分，总分名列前茅。当时听招生的老师说可能录在四川医学院，谁知招生开始不久就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成份不好又被说成“走白专道路”的她再次被拒之于大学门外。当时灰心之至，心想，算了，老老实实地在生产队劳动吧。
第二年，为了让她散散心，回长沙探亲的母亲让她去长沙。刚到长沙一周，生产队就叫她弟弟发电报，让她回去考大学。她想，去年考那么好没走成，今年也不可能出现奇迹。再说这么多年没回过长沙，不容易。但这时，她大舅劝她说：“到长沙有的是机会，上大学的机会却是错过就没有了。”于是她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长沙。
结果这次却是“推荐”上大学，原因是生产队给她的评语是“下乡十年如一日”。于是才被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送进了大学。
终于圆了大学梦，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结果第一学年年终结算时分了72元，这点钱让她度过了大学3年的生活。那时，工农兵学员每月有19元的生活补助费，她的这点钱就用来买书和生活用品，做路费。
“未能上大学是众多知青一生最大的缺憾。”今天，想起自己的工农兵学员生涯，向玲玲依然陶醉在幸福之中。
不是尾声的尾声
从1970年起，西昌县的“知青”开始被招工返城；1973年起少部分“知青”被推荐读大、中专院校或入伍当兵，逐年还有少部分因家庭困难或自身有疾病不能劳动的，经批准后回城市；个别因病或其他原因，英年早逝。截止到1981年底，除自愿留在农村的8人外，其余西昌和成都“知青”全部返城。
返城的知青中，向玲玲是幸运的。
然而大多数知青返城后，还是像在农村时一样艰苦奋斗。如今这一群人中，有的成功，有的落魄，有的富裕，有的贫困，有的子孙绕膝，有的孤守终身。
（余佩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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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凉山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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