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的无偿献血宣传形式虽然不断翻新，内容却几乎千篇一律，长期不变，缺乏深度和创新,而且多是政治号召式的说教，给人以伪善之感。鲜有对其所依托的文化背景、伦理基础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无偿献血需要的是建立在人类社会本原精神基础上的多元文化的支撑，需要一种向人性和灵魂真诚的呼唤和呐喊。否则，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适得其反。本文拟就此作初步探讨。
无偿献血，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
　　人、为什么要输血？又为什么要无偿献血？这是开展无偿献血首当其冲的问题。前者提出了生命学的问题，后者提出了伦理学问题，三者密切相关，得出“人、生命、道德”的严肃命题。
　　在“人与生命”这个层面，可以用丰富的物质活动来解决，这是人类的一种理智活动。而在“人、生命、道德”这一层面，只能通过人类的高级精神活动来解决，即：人性、道德、良知的发挥，这是人类的一种理性活动。
　　无偿献血从其医学意义上说是以救助人的生命为最高目的。但人的意义和价值还有比生命更可贵的，这就是人道和博爱，是人类互助友爱的精神，是人类对美好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环境的追求，这就是人性学上的意义。无偿献血充分体现了物质和精神的统一，社会意义和医学意义的统一。
血的命题，从来就是与人性密不可分的严肃的命题
　　五星红旗，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血性是对具有正义和勇气的人的赞誉；血海深仇是最不可开解的冤仇；血溅五步是最厉害无比的杀着；写血书是最刻骨铭心的嘱托；喝血酒是最牢不可破的情谊；血亲是表示最密切的亲缘关系......。
　一个“血”字，关联了多少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内涵啊！中国人自古连“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不敢有一点轻慢，何况“血”乎？
　　然而，又有许多处在危险境况的生命只能靠血液来救助。无偿献血首先面临的就是这种几千年来的关于血的深厚的文化积淀的挑战。应对这种挑战，我们不能仅靠崇高的“精神”、“主义”，也不能仅靠某一层次上的人的奉献，它需要的是全体公民、社会各阶层的参与。而要众多各种层次的人参与无偿献血，依赖的是人类社会的最本质的属性──人性深处的道德力量。
　　在这方面，我国几千年的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先哲们对“人”的思考，对“人性”的探索，始终张扬着生命和灵魂的大旗，在人类创造了丰富庞大的外部价值世界的时候，终没有失去自身的价值。
　　王阳明在这方面就有非常深刻的论述。他在论及人与人之间的血气时说：“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内外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血气相连、人性相通、互相荫蔽，既是人道，也是天道。“只要手臂一伸、就能救人一命”，又何不能实践之？
兴仁义之师、行仁义之事
　　很显然，无偿献血，救助生命，无疑是行仁义之事。
在世界很多国家，无偿献血工作多由红十字会来承担，其原因很明显，就因为红十字会张扬的是“人道、博爱、奉献”的旗帜，当属仁义之师。
在高科技时代更需去寻找人性的意义
　　二十世纪是知识爆炸的时代。科技的发展大大超出了人们早年的预测，新的技术革命不断发生。信息高速公路、基因科技、克隆技术，新材料的发明和发现等不断冲击着人类的现实生活，影响着人们的观念。
　　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在处理与技术的关系，人类在更广更深地思考着科技与人性的关系。建立一种高科技与高思维的良性互动关系，显得越来越重要。
　　没有高思维与高科技的良性互动关系，人类也许会成为技术的奴隶，高科技也许会成为人类的灾难。
　　在原子技术给人类带来新的强大能源之时，也给人类留下广岛、长崎的血腥场面，至今原子弹仍高悬在我们头上，只是因为有人类的正义支撑，没让它再掉下来；也许有人正试图克隆出一个希特勒，再发动一次世界大战；也有人正在利用现代影象技术，破坏着男女性别之间自然的生存状态；也正是在血液技术高度发展的二十世纪末，人类却制造出一个令人心酸的“文楼村”。
　早在还没有发现艾滋病、乙肝、丙肝的时代，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就已经在倡导无偿献血了，不正是出于对人性的考虑，为了追寻这种人性的意义，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大旗吗！
实践着的追求是一个过程、就是一种崇高
　　人类总是对未来有一种美好的向往，向往着一种美好的制度、主义，向往着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无偿献血也应该有一个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这是在认识论上需解决的问题。北京大学何怀宏教授的《底线伦理》中有这样一段话：“你可以做不到舍已为人，但你不能损人利已；你可以不是圣贤，但你应该认同道义和人道。你攀升不到道德最高境界，但道德最低下限必须坚守，那是人类最后屏障”。
　　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让人仰视的雷锋学不到，但尽最基本义务可以做到也应该做到。如果有人追求道德崇高和圣洁，那他须从履行基本义务走向崇高，从承担自己的应分走向圣洁。从这种意义上说，坚守住底线伦理就是崇高。
　　而无偿献血正是这种追寻着人性意义的崇高。